李泽厚：别总想着当“哲学王”
《人生小纪》由李泽厚的晚年友人马群林编撰，是李泽厚生前唯一审订并作序的“对话体学术传记”。
本书以亲切自然的对话体，讲述了李泽厚一生之经历、论著、思想、治学、交往等，试图探寻其独特的学思之路，读者从中亦能生动具体地感受李泽厚的人格魅力与鲜明个性。
“对话”的形式虽“虚拟”，内容却很“实在”：主要源自李泽厚的各类论著、文章、书信等，经作者重组、拼接、整理，并由李泽厚多次修改、增删而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许多内容是作者与李泽厚在多年交往中独家掌握且首次披露的。此外还配有大量插图，多为首次公开，极具史料价值。
正确的废话
马：九十年代，您提出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曾引起不小的争议。
李：那是1993年我给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三边互动”栏目写的三百字左右信中的一句话，不是什么正式文章，后来很多人引用，但并不知道是我提的。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找到源头，原来在我这里。
我提出这个看法本是对当时现象的一种描述，并没有作价值判断，也没有说是好是坏。当时的情况是，九十年代初，流行钻故纸堆，避开政治思想，风靡一时的是“回到乾嘉”“乾嘉才是学问正统，学术就是考证，其他一律均狗屁”“只有学问家，没有什么思想家”等等。同时，陈寅恪、王国维、钱锺书被抬得极高，对胡适、鲁迅、陈独秀这批人的研究也没多大兴趣了。对此，我是不大赞同的。当然，这种现象有其客观原因，大家心知肚明。现在好多人已经淡忘或不知道这些事了。
马：王元化先生对您这个说法很有意见。
李：哈哈，我的那说法被误读了，以为我反对搞学问。王元化先生当时正在创办《学术集林》丛刊，同时也出丛书，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史学术类集刊。他以为我是向他发难，于是在上海就提出“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其实与他根本无关，当时我在美国，也不知道他在搞《学术集林》之类。王元化的讲法，我觉得意义不大，有哪个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学问作根底，又有哪个真正的学问家没有一定的思想呢？难道陈寅恪、王国维他们没有思想？难道鲁迅、胡适他们一点学问也没有？王元化的说法恰恰把当时那重要的现象给掩盖了。但王这句话后来被认为是定论，认为这才是全面的、公允的、正确的提法。
一位朋友说，实际上，王元化这句是“正确的废话”。（笑）正如以前我的一些朋友也是著名的学者如周策纵、傅伟勋，提出“中西互为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也为体”等，来反对我的“西体中用”，看来很正确、公允、全面，其实没有意义，等于什么也没说。
即使抛开九十年代初的具体情况来一般说，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仍然很不同于胡适、鲁迅、陈独秀。尽管陈独秀的小学做得很好，胡适也搞过考证（但因此捧胡为国学大师，就非常好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证明他有学问，但他们毕竟不是以这些学问而是以他们思想的广泛和巨大影响而闻名的。现代中国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鲁迅，与如果没有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相比，情况恐怕会大不一样吧？可见，这两批人之间有差别，或者说有很大的差别，“思想”与“学问”也有显著的不同。但王元化“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的说法，一下就把这种差别、不同拉平了。这就没有意义了。
马：我读过《王元化晚年谈话录》，里面谈到过您。顺便问一下，有人说王元化先生给中国指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对此您怎么看？
李：有人将谈话录的一些内容发给我，因目力不行，匆匆过目。可惜提及我的有关事情，均离真实很远，包括他以前发表在《九十年代日记》中的数则，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记错。
王的书我是看的，人是一个好人，对我也不错，我去上海也看过他，但他到底讲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反正著作都在，人们可去细读而作出判断。
各有所长、各有其用
马：在您看来，“思想家”与“学问家”到底有哪些不同？
李：简单讲四点。第一，学问家需要基础扎实、厚积薄发，在知识结构上，思想家也许不如学问家精专，但在广博上则常有过之。思想家必须具有广阔视野和强有力的综合把握能力，才能从大千世界中抓住某些关键或重点，提出问题，或尖锐或深刻，反射出时代心音，从而才能震撼人心而成为思想家。可见，要求于思想家的这种种能力便是不可多得，而光有能力，没有足够的学识也还是不行。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宏观论著，那么多想当思想家的人中，却只有极少数论著和人物能成为真正的思想论著或思想家的原因。古往今来的学问家何止千数，而大思想家又有多少？即使“小”却能真正长久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家恐怕也为数不多。
第二，思想家不仅需要广阔的智力资源，在情感、意志、品格方面也有更多
要求。人格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承担意识和悲悯情怀，便常常是其创造性工作的原动力。学问家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电脑之类的机器所代替，思想家的工作则不可能。
第三，真正的大学问家又多少具备某些思想家的品格。他们的著作不仅有其
专业领域内的价值，而且有时超出其专业，具有某种更广泛的“思想”意义。王国维的历史研究所采取的近代方法与他对西方哲学的兴趣有关，并渗透了他对人生的思索，具有思想史的某种意义。陈寅恪之所以能“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楼”，也在于他有充满时代特色的文化感受、思索和判断，陈著以“思想”（观点、方法）而非“材料”胜。但他们仍然是学问家而非思想家。
李泽厚在北京家中
第四，就社会作用或历史意义说，思想家与学问家也是大不一样的。设想一下现代中国如果没有鲁迅、胡适、陈独秀，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如果没有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呢，情况又是怎样？今日看来，陈、胡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思想家”，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比王、陈、钱重要，尽管在学术史上也许相反。当然，如同学问家有大小一样，思想家也有大小之分，两者都有各种层次的差异和等级。此外，还有两者不同程度和形态的混合或突显，如所谓刺猬与狐狸，等等。
马：中国现在是需要思想家还是学问家？
李：各有所长、各有其用，互不可替代，不必一定要比个高低上下。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人，同一时代也需要不同的人，这样才有意义。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些（数量不必多）年轻人去勇敢地创造大小“思想”。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考据、微观、实证才是真功夫，“思想”则既不能称为学问，对社会也并无用途；而且似乎谈思想、搞宏观是非常容易的事，不需要下扎实的功夫，却可以名利双收，因此颇为鄙薄，这都是不对的。但是，我更强调的是，中国需要有大批（人数多多益善）从事各种专业研究的大小专家。我向来反对连基本的知识也没有，就去建构空中楼阁的思想体系和所谓的“思想家”。我早在八十年代就说过，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专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这样，人文学科也是这样，各种各样专家的大量涌现，是时代的需要。
马：但专家也有不同层次之分。
李：学术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就是大专家。他们从事于某个具体领域，做极精深的研究，进而为其所在的领域树立规范，其中也有人触类旁通，突破原有领域，从而成为规范一代学术的大师。学术大师是从专家中产生的。如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钱穆等，就是典型的由专家而成为学术大师者，他们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制定了学术规范。成就学术大师，和每个人的素质、条件、机遇有关，和时代条件和学术积累也有很大关系，而路还是要从专家之路走起，但这并不是说要终守一艺、自设樊篱、自我限制。现今学术发展最为需要的正是大量从事微观研究的专家，学术大师也只能从他们中间成长起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也是我特别呼吁中国要抓紧培养自己的大量学术专家的一个原因。
马：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三者的主要不同在哪里？
李：简单说，“哲学史”记载可独立于特定时空环境却具有启发思维、影响人生的长久（甚至永恒）价值的思想家的视角和命题。如柏拉图的共相、亚里士多德的个体、康德的知情意三分、黑格尔的逻辑、孔子的仁、老子的道、朱熹的理、阳明的心等等。“思想史”则须联结具体时空环境来阐解思想的当时意义和后世影响。“学术史”是某专业知识、创获、成就的历史。如经学史、史学史等，其性质与哲学史、思想史也不相同。当然，三者容有交叉相织处，如立于某一专业学术却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成果，如此等等，但仍不应混而同之。且三者均有多种写法，亦应多元发展，不能一统江山。
马：思想史与政治史呢？
李：如果说政治史更多是在大量的事件、人物活动和各种机遇中展现出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应该更多在史实的详尽活泼的剪裁记述中看出历史的前进或倒退；那么，思想史则将以更直接更赤裸也更枯燥的逻辑形式来表现出人类生存的境况和趋向。非必然性的许多东西，从人物的生平活动，到某些不相干的思想、学术，以及思想本身无关宏旨的某些细节等，都可以摈除在描写论述之外。黑格尔曾认为，哲学史和政治史相反，在后者中，个人的品格、天赋、气质是行动和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中，无个人特性可言的思维本身才是历史的创造性的主体。黑格尔这一观点虽然片面，即其“绝对精神”在作怪，思想仍有其偶然，但还是深刻的。微不足道的细节或人物有时可以在政治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思想史则不发生这种情况。政治史中充满了繁复多变的偶然和机遇，思想史却不然，它指示着某种实然的行程。
不应追求成为“哲学王”
马：您曾提出，哲学家不能去做什么“哲学王”，也不应追求成为“帝王师”。
李：政治与学术，政治家与学者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重要课题。我有一个观点，过去也曾经说过：理论家与实践家，哲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政治家，不能混为一谈，应该作出明确分工，无需集于一身。理论可以不计当前厉害，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争辩，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政治则需要根据当下形势、利害，尽快确定方案，鼓励执行，需要的是意志集中、行动统一，政治会对理论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允许一种。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是不一样的，若是同一批人，就会相互渗透和影响，就很可能使两个方面都发生误导。当然，理论家和政治家也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也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各种情况，这里讲的是一种韦伯所谓的“理想型”的划分。
马：但“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士”和“大夫”（有官职）总连在一起，所以从古到今，总有好些学人想着“应帝王”，做“帝王师”。
李：其实在近现代做一个独立学人就非常好。“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龚自珍诗）。休谟靠版税，康德靠他艰辛的授课为生，他们在后世的“名位”已远远超过当年的公卿宰相了，何必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呢？“帝王”愿意采用你的理论学说固然好，不用也自有其价值。即使用了，也可以由别人去做。做学问与做官僚，需要不同的本领，这我在五十年代便想清楚了。当然有人很愿意也很能够“双肩挑”，但却不必成为现代学人的榜样和方向。有人说过，西方有些哲学家也想作“帝王师”，柏拉图、黑格尔、海德格尔便如此，只有康德例外。还是多元选择，自己决断吧。
想起贺麟先生一事。贺曾对我说，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一定同时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陪同，我至今记得贺麟和我聊及蒋介石接见他，拍他肩膀时的兴奋神态，说蒋对他远比对冯友兰器重。我认为贺虽然主要弄西方哲学，但还是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包括冯友兰也如此。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一流学者，却总有这种作大官的心态，当时非常奇怪，现在看来仍是孔老夫子的传统，不甘淡泊书斋过一生。当今中国好些学人何尝不是如此？
马：您与贺麟先生有交往吗？
李：我与贺交住很多，是老辈哲学家中最熟知的。他对我讲了许多至今未被披露的重要话题。
马：可细说一下。
李：不讲了，要讲那就太多了，包括与金岳霖等人的交往。贺先生多次到我家来聊天，其他老辈学人没有来过。贺诚恳老实，注重自我修养，是个好人。他译的黑格尔的《小逻辑》对我影响很大，超过了其他的书。我先读的就是贺的译本，看得早，也下了功夫。贺崇信马列，八十多岁还入了党。贺并没有提出什么东西，当然他说过：冯友兰是朱熹，他是王阳明。他是想，但没有找出什么东西。
马：能否请您对中国目前的文化思想领域的整体现状下一个简短判语——如那句著名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一样？
李：我从不敢下所谓的“判语”，那句话也只是现象描述。多年前我讲过，目前中国文化似乎是“四星高照，何处人文”？所谓“四星”者，影星、球星、歌星、节目主持人也。不是说“人文”没有了，而是到哪里去找人文？这是我愿意提出的一个问题。但我以为不必担忧。我说过，中国人多，现在硕士、博士也多，100个人文博士里有三五个愿意做点思想学术，就足够了。况且人文也不只是思想学术。